作者简介

骆永民，男，汉族，1981年出生，祖籍安徽蚌埠，现为安徽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2006年进入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师从樊丽明教授，200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经济学，同时也涉足新兴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研究，曾在《财经研究》、《财经论丛》、《商业经济与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摘 要

基础设施在提高国家生产能力的同时，还改善着居民的生活水平，是一国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日趋完善，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基本上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们却仍旧生活在严重匮乏基础设施的境地之中。为此，本书提出应当以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现有成果作为参照，来努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城乡居民能共享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即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某种均等化。

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一说并非本书独创，中央政府的多个政府文件均明确指出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基础设施就是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国内也涌现出大量关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对象局限在公共医疗卫生、义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较少描述基础设施这种公共服务。其原因不外乎如下三点：其一，基础设施与其他公共服务相比十分特殊，其他公共服务都是针对于个体消费而言的某种消费品，而基础设施却同时承载着生产和消费两种功能，因城乡有着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从而对基础设施也有不同的需求，故而难以定义一个“均等化”；其二，其他公共服务是可以独立到某个消费者个体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可分性，而基础设施一经提供就注定是针对于群体的，不具备可分性，所以其他公共服务可以强调“人人均等”，而基础设施却难以从“人人均等”入手；其三，国内的相关研究将此“均等化”较集中地定义为数量和质量的“结果均等”，此定义一经提出，即注定基础设施的均等化研究将无法展开。于是，尽管政府和学术界都提出国家要致力于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在基础设施领域却留下了尴尬的理论空白。这促使本研究在更加广泛的概念环境中去探寻城乡间的公共服务，究竟要实现一个怎样的均等化状况，即抽象出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均等化概念。那么，本书的“均等化”是如何定义的呢？

我们知道，任何公共政策的实施，总是为了追求某种价值目标的实现，即努力实现政府所认同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于是如果我们确立了这个价值目标，就可以遵循其要求定义出我们要实现怎样的一个“均等化”状态。那么城乡基础设施的均等化乃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策，又是为了实现哪种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即价值目标）呢？不同学派基于其自身的认知，给社会福利函数总结出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些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又各自要求社会实现福利均等、机会均等、最大最小原则下的结果均等、功利主义均等、资源均等、能力均等、权利均等等等“均等化”。我们应当选择其中哪一个呢？或者是否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均等化概念呢？

本书最终选定以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为全文的理论基础，即本书是依据功利主义所提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含义的。作为一个农民占国民一半以上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更好的社会福利函数比功利主义思想更能彰显农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性。而基础设施的不可分性和生产性特征，也只有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才能总结出更加贴切并且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均等化”概念。文中第三章将本研究选择功利主义思想的原因归结为六条。依照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本书认为城乡基础设施的均等化要遵循如下两条：其一，均等地看待每一个人的福利函数，即在社会福利函数中，赋予每一个人均等的权重，这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二，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即是要求城乡基础设施分别给城市福利函数（城市居民福利之和）和农村福利函数（农村居民福利之和）带来的边际福利均等，这样就能保证作为两者之和的全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

上述两条由功利主义福利函数所引申的均等化要求，很难在现实中得到确切的衡量指标，既难以辨识城乡基础设施是否实现了均等化，更难以衡量偏离均等化的程度（即非均等程度）。为此，我们将上述两条要求进行进一步的细分，以便于找到合适的衡量指标。由于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要求城乡基础设施给城乡居民带来的边际福利均等化，而基础设施通过直接和间接这两种方式作用于居民的福利水平，所以本书认为城乡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应尽可能实现直接边际福利和间接边际福利这两个方面的均等化。所谓直接边际福利，就是指城乡居民由于直接消费基础设施而得到的边际福利。间接边际福利是指由于基础设施的提供而产生的生产水平提高、消费空间扩大等变化而带来的边际消费，并由此边际消费带来的边际福利。城乡基础设施的直接边际福利均等化体现为，衡量居民消费基础设施难易程度的基础设施“普及率”或者“覆盖率”，在城乡间应当均等。城乡基础设施的间接边际福利均等化体现为，城乡基础设施给城乡居民带来的边际消费应当均等。依照上述讨论，本书第三章给出了一个衡量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程度的指标体系。随后的第四、五、六章便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城乡基础设施的非均等状况、成因以及经济效应。第七章描述了影响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福利的多种因素，最后第八章主要描述了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途径。现将全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本书的正文共有8章，第1章是引言，第2章是对相关文献的综述，第3章到第8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

第3章首先指出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功利主义思想所要求的价值目标，而后分六个方面阐述了选择这一价值目标的原因。接着，本章在第二小节中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衡量标准和指标体系，并在第三小节中阐述了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前提条件和几个发达国家的建设经验。本章的最后建立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用以讨论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背景下，相关因素对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政策的影响力。

第4章着重分析了我国城乡基础设施的非均等问题，也即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问题。而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衡量标准是本书在第三章确定的指标体系。于是，本章首先重点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演进简史。而后分别就基础设施的直接边际福利差距和间接边际福利差距对照于第三章所列的种种指标进行了城乡比较，最终得出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差距仍十分巨大的结论。

在得到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城市这一结论后，本书的第5章和第6章分别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巨大差距以及这一差距会带来哪些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在第5章中，本研究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讨论造成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原因所在。这三个方面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城乡差距、基础设施建造效率的城乡差距以及基础设施维护力度的城乡差距。在第6章中，本书使用因素分析法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对拉大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工农业人均产出差距、城乡社会性基础设施差距并减小农民获取工资收入机会这四个经济效应的作用力情况。

第7章着重分析了影响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福利的多种因素。而由于农民从消费基础设施中得到的福利水平十分难以计量，故而采用了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进行指代。依据山东省214个行政村670份调查问卷所得到的调查数据，本章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力大小问题。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除了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外，以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给距离县城较远的村庄以更多的投入、给非乡镇驻地以及非城郊的普通农村以更多的投入、更加关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较低家庭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都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民总体的福利水平。

在进行完第7章的分析后，本书已对开展如何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研究积攒了足够的知识。于是本书的第8章就着重分析了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途径。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本章首先给出了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后，针对本书第5章描述的城乡基础设施在投资、建造效率以及维护力度方面的差距，提出了旨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的种种途径。但上述分析都是针对所有种类基础设施的共性而提出，没有专门针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个性而提出相应的建议。为此，本章最后还针对各类基础设施提出了一些“个性化”的均等化发展建议。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在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这一领域中，首次以功利主义的均等化思想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2.使用了因素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分析工具实证分析了我国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经济效应；3.在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的理论假设上，构建了一个讨论城乡基础设施政策安排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4. 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多种因素影响农民福利（由消费农村基础设施而来的福利）的作用力大小。